裁判要旨1.借款合同签订人依据借款合同提起诉讼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拥有原告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阶段衡量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是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时，仅需审察原告是不是提交了证明其与相对人存在借贷法律关系的证据，至于出借人的经济情况、款项来源、转款方法、是不是真实履行了出借义务等事实，均是实体审察的范畴，出借人提交的证据能否支持其诉讼请求，有待于实体审理后才能作出判断，不可以作为评判起诉受理条件的规范。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使用方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觉得原告不具备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的适用首要条件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当事人所持有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载明债权人”。假如债权凭证明确载明了原告的债权人身份，则不应适用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应付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后作出判决，不应以原告不是实质借款人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3.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审理后，被指令审理法院在案件事实未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不能变更裁判理由第三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纠纷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应当依据该规定就原告主体资格、事实依据、受案范围等问题逐1、一次性审察，防止程序空转、给导致当事人诉累。

关键字民事诉讼借款合同签订人实质出借人驳回起诉诉讼主体资格原告

基本案情2013年十月20日，哈尔滨菊某生物科技公司（系保证人，以下简称菊某生物公司）与臧某望（债权人）签订借款保证担保合同，约定菊某生物公司赞同对山东某花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某花实业公司）和唐某花向臧某望自2013年十月20日至2016年十月19日、金额低于2亿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等。
2013年11月4日，臧某望作为甲方（出借人）与乙方（借款人）某花实业公司、唐某花签订借款协议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币种下同），借款期限自2013年11月4日至2013年12月3日，借款利率按月利率0.96%计息等。同日，臧某望与山东圣某房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圣某房产公司）签订借款保证担保合同，约定圣某房产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同签订后，2013年11月4日，臧某望委托龙某国际文化传媒公司向借款协议载明的指定收款人某工贸公司汇款2000万元；次日，通过转账方法向某工贸公司分三次汇款共计1000万元，履行了付款义务。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仅偿还部分利息。

臧某望遂向山东日照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花实业公司、唐某花、圣某房产公司偿还臧某望借款3000万元及利息，菊某生物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

山东日照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3日作出鲁1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山东某花实业公司、唐某华给付臧某望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山东圣某房产开发公司、哈尔滨菊某生物科技公司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宣判后，山东圣某房产开发公司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臧某望的诉讼请求。

山东高级人民法院以本案存在不真实诉讼的犯罪嫌疑已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为由，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鲁民终407号民事裁定：撤销山东日照中级人民法院鲁1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驳回臧某望的起诉。二审宣判后，臧某望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4日作出最高法民申379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后于2019年4月23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再9号民事裁定：指令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山东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觉得，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臧某望明显不拥有出借案涉巨额款项的经济能力；臧某望当庭承认自己并不是案涉借款的实质出借人，可以确认臧某望与山东某花实业公司、唐某华之间并没有真实的借贷关系，臧某望与本案没直接的利害关系。山东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19）鲁民终2430号民事裁定：撤销山东日照中级人民法院鲁1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驳回臧某望的起诉。

臧某望第三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209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后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裁定：撤销山东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2430号民事裁定；指令山东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臧某望的起诉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其一，臧某望是案涉借款协议及担保合同的签约人，依约履行了转款义务，委托案外人龙某国际文化传媒公司将出借款项转入借款人指定的账户，并提供了有关委托转款证据，故其依据借款协议、担保合同、转款凭证等证据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与本案具备直接利害关系，符合《中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

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使用方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与其他可以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本意是预防当事人滥诉，便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并不是增设民间借贷纠纷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阶段衡量原告是不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时，仅需审察原告是不是提交了证明其与相对人因借贷关系引发争议的有关事实依据，至于出借人的经济情况、款项来源、转款方法、是不是真实履行了出借义务等事实，均是实体审察的范畴，出借人提交的证据能否支持其诉讼请求，则有待于实体审理后才能作出判断。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使用方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当事人持有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觉得原告不具备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本案中，案涉数份借款合同、担保协议与付款委托书等均明确载明了臧某望的债权人身份，原一审审理期间，圣某房产公司亦未对臧某望的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二审法院将实体审察的内容作为评判起诉受理条件的规范，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及立案登记制的规定。

其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使用方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出借人明显不拥有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不可以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等情形，应当严格审察借贷发生是什么原因、时间、地址、款项来源、出货方法、款项流向与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情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不是是不真实民事诉讼；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查明是不真实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故臧某望是不是明显不拥有出借能力、其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不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等，均是本案实体审理时断定是不是系不真实民事诉讼的考量原因，并不影响本案的受理。

其四，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了民事纠纷的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应依据该规定就原告主体资格、事实依据、受案范围等问题逐1、一次性审察。本案纠纷业经再审指令二审法院进行审理后，二审法院在事实相同的情形下变更裁判理由第三驳回起诉，显属不当，导致当事人诉累，有悖民事诉讼法立法原意。

关联索引《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使用方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2条、第19条、第20条

一审：山东日照中级人民法院鲁11民初122号民事判决（2017年11月3日）

二审：山东高级人民法院鲁民终407号民事裁定（2018年6月11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9号民事裁定（2019年4月23日）

二审：山东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终2430号民事裁定（2020年1月3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7号民事裁定

引使用方法条

中国民法典